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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迷小邹表示，其对于livehouse、音乐节、演唱会等形式的演出都看过，从人数和场地布置来说，三种类型的表演均不一样。livehouse和音乐节的形式更为自由，“不会要求你待在指定的位置，包括现场观众绝大多数也是冲着氛围来的。而且本身就是站着为主，粉丝的反馈也比较热烈，不用担心打扰别人”。和livehouse、音乐节相比，“演唱会比较正式，氛围更专注，观众也相对集中”。根据小邹观演的经历，演出人员如果对观演行为有呼吁引导，会对现场秩序起到明显改善。

上述从业人员还表示：从场地布局来说，演唱会现场的座位安排都比较拥挤。绝大多数场地都会把未安排坐席的区域作为疏散通道，且是缓步疏散，一般不会考虑设置站立区。从安全性的角度讲，看台本身有高低差且座位都是固定的，可站人的过道或出入口位置都是安全通道，本身就不适合划定站立区。“内场如果设置站立区，首先观众进出会影响他人的体验，其次站立和座椅区需要划分开并保持安全距离，且站立和座椅区域的管控手势也不一样，混在一个大场地内难以管理，更容易在观演过程中引起纠纷。”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晓燕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在演唱会场景下所涉及的主体主要有演唱会主办方、场地提供方、票务方及消费者。通常情况下，演唱会主办方、场地提供方、票务方会根据他们之间签订的合同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内容；票务方与消费者之间基于买票卖票形成交易关系；演唱会主办方或场地提供方基于安全保障义务对消费者的财产和人身安全负有责任。“就李女士视线受前方观众遮挡的情况而言，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既不存在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也不存在一方侵害另一方的人身或财产安全的情况，故不构成侵权关系。”

李晓燕进一步分析，演唱会主办方或场地提供方对观众在侵权法上具有安全保障义务，即保障现场观众的人身和财产不因场地原因受侵害。观众之间的纠纷如果不及时平息处理，存在引发观众人身和财产受损的可能。因此，为了避免产生观众人身和财产受损的恶性后果，现场工作人员从管理尽责角度，在观众之间矛盾发生时负有劝阻义务。

“如果现场工作人员并非公权力执法人员，‘蹦迪’观众也是平等的消费主体，现场工作人员的劝阻义务通常是达到尽责标准即可，在‘蹦迪’观众没有危害现场安全行为的情况下，达不到强制“蹦迪”观众离场的后果。”李晓燕认为，管理尽责主要体现在标语标识提醒、演出前呼吁观众文明观演、及时劝诫干预避免观众矛盾升级恶化、分区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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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24年11月13日“上海科技”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消息，11月6日，博睿康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与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洪波教授团队合作开发的脑机接口产品NEO在华山医院顺利完成全国第三例、上海第一例临床试验植入手术。该产品在上海完成研发和型式检验，2024年8月成为我国首款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脑机接口产品。

据毛颖介绍，在整个手术过程中，这款脑机接口产品采用的是半侵入式设计，仅有硬币大小，植入位置就在患者颅骨上方、头皮下方，设备采用无线微创设计，不损伤大脑细胞。同时，这种半侵入式的脑机接口产品还配有一套体外装置。外部设备负责供电、传输信号，并进行实时的算法更新，另外还配有一个气动手套，患者通过脑电信号控制手套，完成抓握等动作。

“我们的整个手术全程仅耗时1小时40分钟，是3例临床试验病例中手术用时最少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使用了自主研发的电极植入精准定位系统，只花了3.3分钟就准确定位脑表面功能区域，大幅减少同类手术时间。”毛颖进一步介绍，在这款脑机接口产品植入后，这名患者还进行了大量的康复训练，整个恢复过程很顺利，出乎大家意料，症状改善也非常明显，“从这一病例，也看到了当前我们脑机接口研究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采用的脑机接口产品NEO在临床上也是完全可行的，我们把近乎科幻的脑机接口产品真的运用到了病人身上。”

此前有资料显示，2023年10月24日，洪波教授带领团队设计研发的无线微创植入脑机接口，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成功进行全国首例临床植入试验，这名患者因车祸引起颈椎处脊髓完全性损伤，四肢瘫痪状态已经持续14年。随后，2023年12月19日，洪波教授团队又与北京天坛医院合作，开展全国第二例临床植入试验，这名患者为5年前因事故导致颈椎C3-C4节段高位截瘫，完全失去自理能力。而在2024年，上述联合研究团队宣布，通过自主研发的半侵入式脑机接口，帮助两位高位截瘫患者分别实现了自主脑控喝水，以及用脑电活动控制电脑光标移动。

洪波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透露，NEO脑机接口设备明年将应用在全国约10个中心的30-50例脑机接口临床试验植入手术中。“这一脑机接口设备已经进入国家药监局创新医疗器械审批通道，未来会与更多医疗机构合作，包括西部地区的医疗机构，让更多的患者加入到临床试验中来，我们也会密切观察临床研究的结果，及时将相关数据做好总结，递交给国家药监局。”洪波说道。